外交部：美国才是最大的网络攻击的来源地

[5]pxiii同时，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的言论自由在很多国家都是一项宪法位阶的权利。

最终，作为一种妥协方案，魏玛宪法中的教会条款被保留并被作为基本法的组成部分。关于军队的其他军事行动，基本法文本中并未规定。

尤其是在涉及生存照顾的领域对罢工权进行规制的方案，并不构成一种同样有效的手段，因为其无法解决由多元团体协议引发的具体冲突。[187]而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存在的危害，则是指对基本法序言通过列举联邦各州所规定之领土的完整性的任何威胁。从萨维尼时代开始，德国法学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法（Recht）是一门科学（Wissenschaft），而法学（Rechtswissenschaft）则能够发挥未来蓝图的作用。两位作者还指出，Di Fabio关于欧盟法相关规定的分析，在前提上就是存疑且错误的。[175]Berthold Huber还指出了这一判决更为深远的政治意义，其认为，宪法法院此次对议会一般质询权的阐释，虽然并未明确提及，但至少也考量到了已经持续两年的、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德国联邦情报局（BND）相关行为的议会调查。

[89]在此后的两个小组裁定中，[90]宪法法院延续了这一见解，认为只有在逾越由法秩序基本原则所划定的界限时，教会的自我决定权才应受到限制。2003年，宪法法院判定，此次政党禁止程序因形式方面的瑕疵在前置程序阶段终止。[19]与此相对，在漫长的19世纪，德国国家法学只经历过微弱的制度竞争，因为当时的德国身处一个严重分裂的法秩序中，而法学则扮演了尚付阙如之统一的替代与未来统一建构的先行之角色。

（1）基本法第4条第1、2款 尽管根据其文义，基本法第4条第1款分别保障信仰自由、良心自由及宗教和世界观表达自由，第2款保障宗教活动不受干扰，但根据宪法法院的见解，基本法第4条这两款应被整体理解为一个统一的基本权利。佩戴穆斯林头巾可以明确地展现诉愿人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归属以及其个人的穆斯林认同，将佩戴头巾的行为认定为欠缺担任教师职务之资格，并无现行的、必要的且足够确定之法律依据，侵犯了诉愿人基于基本法第33条第2款的平等担任公职的权利以及由第4条第1、2款保障的信仰自由。[49]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从魏玛宪法第137条第1、3款与基本法第3条第1款中推导出的国家对宗教团体的平等性诫命。需要注意的是，基于这两个领域在内容上的紧密关联性，这一划分并不排除彼此交叉的部分。

一方面是教会的自我决定权以及团体宗教自由，另一方面是雇员再婚的基本权利以及作为劳动者的权益，法院必须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使互相对立的法益各自都得到最大可能的实现。关于警察紧急状态，宪法法院指出，最终审级法院在裁判中未能确认，在国家保障集会自由实现方面存在警察紧急状态。

这意味着，哪些宗教基本义务对于劳动关系具有关键意义，仅取决于由所关涉教会认可之基准。相对此前的裁判，本次判决构成了一个转向。[55] Michael/Morlok, Grundrechte, 5. Aufl. 2016, Rn. 188. [56] BVerfGE 138, 296 – Kopftuch II. [57] 根据201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欧盟大部分的穆斯林生活在法国（约500万）和德国（约430万），参见Pew Research Center,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Januar 2011. [58] 除两次头巾裁判外，联邦宪法法院和联邦行政法院裁决的涉及伊斯兰教的宗教自由案件还包括：BVerwGE 94, 82 – koedukativer Sportunterricht; BVerfGE 104, 337 – Sch?chten; BverwGE 141, 223 – Gebetsverbot in der Schule. [59] 准确地说，这两位诉愿人，一位为社会教育工作者（Sozialp?dagogin），一位为教师（Lehrerin），二人均在公立学校就职。而法院受教会这一评价的拘束，将其作为自身的判断，构成了国家与教会的同一化。

[44]仅仅存在互相冲突的宪法权利是不够的，关于如何消解宗教自由与对立法益之间的紧张关系，必须由立法者做出符合比例原则的决定。然而，在判定联邦政府对支援行动总体上不负有回应义务后，宪法法院在裁判中又指出了两种例外情形。但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中仍可以推导出，在防卫情况之外，联邦国防军亦可在北约或联合国等集体安全体系中加以部署使用。两位作者在一开始就指出，这份专家意见书中的法律内容令人惊讶的贫乏。

[82] 该医生自2000年起以主治医生（Chefarzt）身份在该教会医院工作。[211]宪法法院的最终裁决预计将在2016年底前做出，主体程序的裁判结果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

第2句规定，其他宗教团体，如符合相关条件，亦可申请公法团体地位。[25] 在文章的最后，Sch#246;nberger得出结论，现在已经到了与教授的法和科学的法之时代（die Zeit des Professorenrechts und des #8222;wissenschaftlichen Rechts）彻底告别的时候了——面对民主制定的实定法以及范围广泛的高等法院审判权，对传统意义上的德国道路来说，已经不存在任何空间。

此处的考量是，只要进入到主体程序，无论最终结果如何，系争政党都很难摆脱对其违宪的指责，因而应尽可能通过前置程序对政党加以保护。在不莱梅州，州政府于2009年向州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请求授予耶和华见证人宗教公法团体地位，但不莱梅州议会最终拒绝了这项立法动议。[152] 关于哪一宪法机关拥有决定军队部署使用的权限，基本法亦未做出明确规定。[115] 2.集会自由的最新发展 30年前，宪法法院在布洛克多夫裁定（Brokdorf）中指出，基本法第8条第1款的集会自由基本权利属于民主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功能元素，由集会自由所保障的集体性意见表达，构成了自由民主国家秩序的建构性元素。[170]由此出发，对于宪法法院此次裁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即是，联邦警察的支援行动到底应由联邦议院还是相应的州议会负责并加以民主正当化？ 根据宪法法院的判断，关于联邦警察基于基本法第35条第2款第1句的支援行动，只有在其依据由基本法确立并由《联邦警察法》加以详细规定的职权分配方案，系属联邦职责范围之时，联邦议院及其议员和党团对此才享有质询和信息权。以下首先介绍德国国家教会法与宗教宪法的法律框架，进而对这三个裁定逐一进行分析。

[143]但在本案中并不明显存在上述情形。[28]尽管如此，目前积压在宪法法院的未决程序仍有3600余件。

田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79] 3.主治医生裁定 主治医生裁定是联邦宪法法院2014年10月22日做出的一个国家教会法领域的重要裁判。

[117]在此背景下，宪法法院始终强调，仅仅因为这些集会所表达的内容伤害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道德情感（Anstandsempfinden），尚不足以构成集会法上禁止或限制的理由。[35]作为对此的调和，也有学者建议使用宗教法（Religionsrecht）这一中性的上位概念，但相较传统术语，宗教法的概念显然还尚未普及。

但一般情况下，基于基本法第4条第1、2款的保护范围覆盖作用，[54]这一点并不具有严重影响，也不会导致对宗教团体基本权利地位的减损。[144] 其次，系争规范亦不属于第72条第2款规定的第二种情形，即为维护法律与经济之统一而有必要进行联邦立法。[127] 宪法法院的这一裁定受到了支持，特别是许多媒体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128]绿党政治家Cem #214;zdemir在参加难民欢迎大会时强调，在德国，关于未来走向之决定，决不容右翼极端分子置喙。

[51]基本法第3条第1款一般平等原则的意涵恰恰要求，对宗教或宗教团体的差别对待，只有在其并非基于事实上的差异所必需或无法经由事理上的理由而正当化时，才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尊重教会服务的特性，也就是宗教专属性（kirchliches Proprium）。

集会组织者遂根据《行政法院法》第80条第5款第1句第二种情形，向法院提起紧急程序。在1999年至2011年间，该组织杀害了9名具有移民背景（8人为土耳其裔，一人为希腊裔）的小店主以及一名女性警察，并进行了至少两次爆炸袭击以及多次针对银行等的抢劫活动。

事后，联邦议院联盟90/绿党党团（Fraktion Bündnis 90/ Die Grünen）向宪法法院提请机关审查程序，请求宪法法院确认，联邦政府负有义务，就撤退计划在事后取得联邦议院之同意。在进入具体案件之前，首先对这两个特殊问题进行简要介绍。

参见Müller-Gl?ge, § 611, in: S?cker/Rixecker/Oetker/Limpberg (Hrsg.),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6. Aufl. 2012, Rn. 353. [202] 职业群体工会（Berufsgruppengewerkschaften）是关于特定职业的工会组织，例如德国火车司机工会（Gewerkschaft Deutscher Lokomotivführer，GDL）等，又被称为专门工会（Spezialgewerkschaften）或部门工会（Spartengewerkschaften）。在难民和移民危机以及欧洲本土恐怖袭击的背景下，人们迅速谈及行政与国家失灵（Verwaltungs- und Staatsversagen），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Peter Sloterdijk甚至使用了施密特提出的例外状态（Ausnahmezustand）概念。[83]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劳工法院支持医生的解雇保护诉讼，[84]并未对教会的自我决定权加以足够考量，因此撤销了联邦劳工法院的判决并将该案发回重审。[181]据此，只有当宪法法院依据基本法第21条第2款确认某个政党违宪时，该政党才可被禁止。

[76]与Ladeur的评价相反，Benjamin Rusteberg强调，宪法法院第一庭此次的裁定取向一种自由主义的基本权利理论，显然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往前迈进了一步，值得欢迎。联邦宪法法院第一庭于7月21日做出判决，支持了汉堡州政府的诉请。

两位作者同样认为，联邦政府的难民政策具有法律上的依据。进入专题： 德国 宪法学 。

（《团体协议法》第4a条第2款第2句）[203]根据立法草案，在法律中规定统一团体协议原则的目的在于保障团体协议自治的运行能力。这里还涉及政党禁止程序的另一个特殊之处，根据《宪法法院法》第15条第4款第1句，与大多数程序中宪法法院裁判仅需要参审法官过半数决定不同，政党禁止程序中对政党不利的决定，需由审判庭法定法官数的三分之二多数做出。